青年作家杨逍：写作这个手艺活，唯有写才有希望-观速讯

青年作家杨逍

杨逍新书《遥望西域：丝路上的骑士风骨与背影》

不久前，天水青年作家杨逍新书《遥望西域：丝路上的骑士风骨与背影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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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书是一本关于西域文化的历史散文集，共收入《西域何处》《一把钥匙》《两把木楔》《李陵别苏武歌》《出塞的挽歌》《她从未见识过骡子》《琵琶怨》等15篇文章，大概12万字。作品从张骞凿空开始，以时为序，以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写作手法，力图再现历史，谱写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人物小传。其中《西域何处》发表后获得了第二届红豆文学奖和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，在评论界引起较大反响，这也是杨逍向家乡——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关山的致敬之作。

日前，记者就《遥望西域：丝路上的骑士风骨与背影》创作历程及热烈的社会反响，与作家杨逍展开对话——

胡晓宜（以下简称胡）：杨逍你好，听说你在中学教过多年的数学，这是你的专业和爱好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？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影响和制约？如果有可能，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职业？

杨逍（以下简称杨）：晓宜好。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几乎所有熟悉我的人都会对此惊讶和好奇。我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教育，2004年毕业，2005年5月分配到张家川县大阳中学教书。那时候的乡村中学，计算机还像顶着盖头的新娘，朦胧而神秘。学校有电教室，也有信息技术课，一提起计算机，教师勇猛，学生亢奋，可当我们揭掉盖头，却发现新娘丑陋无比。虚拟硬盘，就像是我们虚拟的人生，看起来很美好，用起来却一团乱麻，信息技术课没有课本，电脑又无法用，我只好把信息技术课当音乐课来上。当然，主要还是带数学，课讲得好，后来就成了彻底的数学老师。文学一直是我内心最美好的向往，大学期间，我是计算机系为数不多的几个热衷于文学的人，创诗社、办杂志、搞大赛，也风生水起。上班后，面对残存的古城墙和钟声袅袅的云台山，写作其实是为了打发时间，诗歌太应景了。但写着写着也无趣，生活的乏味和箭子川的丰富将我带进了小说世界。于是，白天教数学，晚上写小说，互不干扰、心情舒畅，在箭子川的八年时间让人无比怀念。直到如今，我还在写箭子川的世道人心。对于职业，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向往，写作一旦成为职业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糟糕。

胡：还是谈谈创作吧，你怎么突然就从诗歌转入了小说写作呢？你怎样定位自己的写作？

杨：我写过八年的诗歌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还印制过一本叫《二十八季》的诗集，年久积尘。我现在也很少谈起诗歌创作，所以知道的人不多，我有时候还想，若是我继续去写诗歌，我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趣的设想。我是一个半路起步的人，做不了种种事合着来的那种复杂，于是便只能选择一种。我在箭子川道的城墙上走，有一阵子，觉得诗歌不能完全表述我的心境，便开始写小说。2009年9月，《飞天》发了我第一篇小说《水中央》，是一个中篇，两万多字。再后来，爱上了写小说，也算是运气和机缘吧。至于定位，也是不同的时段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，有几年，小说写得很顺，成绩也好，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算是无知者无畏吧。后来，自己在自己心里的位置一降再降，有时候自己都厌烦自己的文字，但总有个目标，得往大了看，往远了看，对文学的认识不一样了，心境也就自然不同了。

胡：你基本上不写诗了，你觉得八年的诗歌写作，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帮助吗？你自己对写诗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

杨：常话说，哪个少妇不思春，哪个文人不练诗。大多数作家，一开始都是从诗歌入手，可能是上手比较容易，也可能是青春需要诗歌，我也不例外。我觉得真正的诗人，是和诗歌融为一体的，诗人本身就是诗歌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，放眼全国，其实找不到几个这样的人物。诗歌应该具备抒情性、跳跃性、音乐性等几个必需的要素，一首好的诗歌最适合朗诵，有歌的成分，这一切都很难，而且越写越难。执迷于诗歌的人，是最纠结的人，要遮蔽一部分想要表达的，却又不能说出，其实会让人有压抑感，不痛快。我觉得忧郁的人最适合写诗，而我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人，比较粗糙，诗歌控制不了我，而我要表达的东西，诗歌又没法满足我。诗歌给我带来了好语言，适合我的语言，还有准确的描述，这个很重要。写小说，不影响我对诗歌的喜爱，倒是经常读，但很多年里不怎么写。四十岁后，又觉得诗歌极好，又很应景，之前离去的诗的气息也渐渐归拢来，往后可能慢慢会写一点。诗歌是怡情的，我们需要诗歌。嗯，是这样的。

胡：能不能说一下当时对你影响较大，或者你最喜欢的诗人？

杨：我喜欢里尔克、北岛、昌耀，尤其是昌耀，他的冷峻奇崛令我着迷，读他的诗，满目都会是陡峭的岩石，那种陌生感会紧紧地吸附着你，使你欲罢不能。孤独的时候，在无人的操场上大声朗诵他的诗歌，你会浑身充满力量，我做过这样的事，很神奇，你可以试试，但读小说，不会有那种感觉。不过昌耀却不适合初学者，因为你从他那里根本什么都学不到，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。好的老师是北岛，他是一个诗歌的高度，也是一个诗歌翻译的高度，还是一个诗歌教师的高度。《时间的玫瑰》就是一本教科书，适用于各个阶段的诗歌写作者，还有另一本他的散文《失败之书》也很好。“当刀在水中折弯，你踏笛声过桥，密谋中哭喊的是时间的玫瑰。”真的很棒。

胡：你的很多小说都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被转载和进入选本，就小说而言，你也算是甘肃80后小说写作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你是如何看待80后文学的？而甘肃80后作家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

杨：这个问题现在谈起来，就有点惭愧。我早期的作品，比如《天黑请回家》《白墙》《那年的杏花败了》《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》等也的确引起了一些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，也算是跟上了全国80后纯文学队伍的步伐。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，我们后续乏力。放眼全国，且不论80后中那些率先成名的偶像人物，他们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成功，与我们这些走传统文学道路的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差距。就单是我们这些“同类”中，很多人都已经走远了，成了值得尊重的同伴，这当然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际遇有关，我们的起跑线本身就有差距，储备期的营养也各有不同。但我自认为，甘肃80后算是自身最为努力的一类，反而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。

胡：既然如此，你又是如何看待天水文学的呢？

杨：在80后一代冒出来的时候，天水文学的队伍一下子就壮大了不少，前辈们还在努力，新一代各自都有了不错的成绩，这就使得天水文学呈现出了一种蓬勃发展的新气象。但写作真是长跑训练，你往前走，众声喧哗，有人超越你，有人掉队。几年后，你再回头看，会为那些确有才华的掉队者惋惜，也会为自己的成绩而惭愧。但一个事实是，只要你坚定地往下走，一般都不会太差。说回来，写作还是一个人的博弈，都好好写便好。

胡：以我对你作品的阅读，我觉得你的中篇小说《天黑请回家》和《利民的旗袍》算是你两个阶段的两部代表作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你如何看待这两部作品。

杨：谢谢。的确是。《天黑请回家》写于2012年底，2013年发表于《创作与评论》，后来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选载，也获得了较多的奖项和荣誉。我以《天黑请回家》为书名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。当时我刚从乡村中学调到县文联，一切都欣欣向荣。《利民的旗袍》写于2019年底，2020年2月发表于《长江文艺》，当时作品从武汉发出来，很是令人感动，后来还获得了第八届黄河文学奖。2020年8月，我从县文联调到了市文联。也很巧合，我当教师八年，在县文联八年，而这两部作品都是在八年这个节点上生发出来，成为我自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两部作品，但心境却大不相同。两部作品依然都是“箭子川道”序列，但前者写的是出走，后者却写的是回归。

胡：你的小说大多都是农村题材，将底层和农村表现得入木三分，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题材？

杨：对于写作，我生怕别人当面说我的好话，当然，好话我还是爱听，但听了之后总是懵懵懂懂，对他人的表扬拿捏不准。这样一来，至于我的小说写到了什么样子，我也拿捏不准。所以，突然有一个陌生人告诉我他看过我的哪几篇小说，并对其中的细节印象深刻的时候，我就会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幸福感，才觉得自己的写作有了意义。我的生活决定了我的写作，而且农村有写不完的故事，为什么不由我写他们呢！我们的地域限制了我们的写作，你就是拼尽全力要写那些高端生活，但如果褪了故事的皮，读者看到的依然是黄土高原牛羊皮的味道，反而拙劣。题材其实不是写作的大问题，重点是看怎么写。

胡：你总是试图在小说中体现小人物无奈和无助的生存现状，尤其是挣扎之后的无奈与无助，你如何看待你的创作主题？

杨：你说得很对，写乡村、写小人物的无奈与无助，以及挣扎之后的疏离和绝望是我写了很多年的主题。作家应该关照现实，真正做到文以载道。我写了很多年的疏离和绝望，但在《利民的旗袍》之后，这个主题有了变化，我在写绝望的时候会加一点暖色、一丝希望。这可能与年龄有关，人到中年，自己本身也趋向于沉稳安静，内心不再有太多的壮阔波澜，所以表现在写作上也就不再有太大剑拔弩张的感觉。

胡：应该说你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，但我却能从中看到飘忽于现实之外的荒诞细节，你是怎么理解现实主义的？

杨：我对小说的现实主义看得不是很重，我觉得这是理论家和搞文学史的人要做的事，而作家只要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就行了。古人说术业有专攻，完全是有道理的，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，我的写作都与自己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。耳濡目染是极为重要的，这是细节的来源，有了细节，作品才能活起来。所以，我算得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但真实的现实，往往滋养着魔幻主义的因子，现实中又处处充满着魔幻。比如一个乡下老太太生病了，突然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这就荒诞极了，可这却真有其事。这就给文学带来了诸多可能，作家们才可以“节外生枝”。但总体说来，任何魔幻主义都还是需要现实的细节来做铺垫，这就是技术问题了。

这几年，国内的小说创作一股风似的都倒戈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中，先锋写作、现代主义的写作逐渐销声匿迹了。这很可怕。这就是评论家担忧的千篇一律，没有冲击，没有尝试。在这一现状的滋养下，现实主义其实在向非虚构渐化，就更加可悲了。现实主义的要害是，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作家们的想象力，这几年，即使再大胆的想象，也都是困在现实的基础上，反而成了猎奇，作家们对变成甲壳虫的人和长着翅膀的老人、披着被子飞行的人麻木了，想象力没有翅膀。因而，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中，我还是喜欢做一点别的尝试，我的短篇小说大多如此。我觉得莫言的写作就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反现实的，他开了一个好头，这也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。作家的写作应该多元化，百家争鸣，文学期刊也应该如此，这样文学才能出现奇迹。

胡：你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多成绩，今年又出版了散文集《遥望西域》，你怎么看这本书？

杨：《遥望西域》是一本关于西域文化的历史散文集，重庆出版社出版，宣发的时候叫随笔集，但怎么叫无所谓。这本书共收入了《西域何处》《一把钥匙》《两把木楔》《李陵别苏武歌》《出塞的挽歌》《她从未见识过骡子》《琵琶怨》等15篇文章，大概12万字。作品从张骞凿空开始，以时为序，以历史文化大散文的写作手法，力图再现历史，谱写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人物小传。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，是我向关山的致敬之作，也是我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逸出产品，我个人很喜欢，完全由着我的性子写。由于出版时间问题，我只写到了唐代，唐以后的篇章或许以后还会写。目前对丝绸之路的研究，多停留在路线上，我觉得人才是路上的核心，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在丝绸之路上，为什么要去西域，这才是丝绸之路的魂儿。唐之前远通西域，是出发，是遥望，唐以后中原与西域的关系，是掌控，是回望，唐代将丝绸之路的精神分成了两个节点，所以，我觉得写到唐代停下来也有必要。

胡：为什么从小说创作转入了散文写作呢？你认为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？

杨：2014年，我写一部电视剧，写张骞，查阅了大量的西汉资料，在剧本完成后，我写了《西域何处》这篇1.5万字的长散文，发表在《红豆》杂志上，随后获得了第二届红豆文学奖和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，本就是一个意外之喜。因为我在关山脚下生活写作，也一直有意无意地关注丝绸之路，张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渐渐地就写了几个与丝绸之路有关的人物。

这几年，小说写作让我困惑很大，但我喜欢历史，喜欢丝绸之路，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了。也并不是要转入散文写作，而是有时候，我们确实需要让身心拐个弯。以后的写作一定还是会以小说为主，但我不排斥别的。我个人的感觉是，历史文化散文相较于小说，还是太轻松，读者也读得轻松，都挺好。历史文化散文，难的是虚实关系的处理，切忌不能是史料的拆分组合，对历史的自我解读和与现实关系的对照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。翻译史料是社科，不是文学。

胡：你谈到了小说创作的困惑，能具体谈谈吗？你如何看待当代小说？

杨：只要写作，就会有困惑、有瓶颈，写作就是破解困惑的远征，不同的时段，困惑也不一样，这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会遇到的苦难吧。但困惑又无人能解，只能凭个人自我突围。至于当代小说，我觉得作家们的相互模仿重复是最为致命的，越是落后的地区，对传统文学阵地的防守越是严苛，网络文学给了作家们“恃才放狂”的平台和机会。新的主义经常会在发达地区先发出声来，比如近年的科幻文学。我们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，受限较大。

胡：对你影响较大的作家及作品有哪些？你如何看待阅读和写作？

杨：我还是喜欢博尔赫斯，他最大的本事是把虚构的东西写得极有真实感，而又把真实的东西写得很有灵气，这就是贡献。我不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，但是一个认真读书的人，遇到喜欢的作品，会反三复四地读，这样做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。比如拉什迪的《午夜之子》，比如沈从文的《丈夫》、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、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等。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，但阅读并不是为了写作，所以写作是少数人的事，阅读是大众的事。

胡：你一直坚持写，创作量很大，思考也多，对今后的写作有没有规划？

杨：写作这个手艺活，唯有写才有希望，越写越难，越写越慢，但也会越写越精明。现在的写作平静了很多，虽然觉得时间老不够用，但觉得慢悠悠地读书，慢悠悠地写作，不求多，把自己想写的按计划慢慢写，不再强烈要求什么，阅读和写作变成了一种日常，就挺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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