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生物科技”到大药企，学会“搞钱”是第一关

虽然属性完全不同，但biotech的发展，必然要感谢捕鲸的渔民们。

(相关资料图)

17世纪，捕鲸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，大约有三分之一出海的船会沉睡大海。由此，这诞生了风险投资的鼻祖：部分有钱人，通过押注其看好的船长的方式，获得高额回报。

最终，这门追逐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，横跨数百年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为biotech注入源源不断的燃料。

得益于此，五十余年时间，包括吉利德、安进、福泰制药等优秀的Biotech，得以成功跃迁为Biopharma。

当然，这些Biopharma并不是一个简答的故事。事实上，虽然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发达，但大部分Biotech的发展过程中，依然要为资金发愁。

毕竟，资金向来喜欢锦上添花，而非雪中送炭。Biotech的发展，恰恰是充满波折的过程。

吉利德、安进、福泰制药等企业，迎来首款商业化药物可能需要10年时间，而要想实现稳定的盈利，可能需要20年之久。

但对于Biotech来说，这期间必须保证源源不断的资本活水，来维持其高额的研发投入，否则Biopharma梦将是天方夜谭。

吉利德、安进、福泰制药等企业，也恰恰是解决了这一问题，才成功实现跃迁。那么，它们到底做对了什么？

画饼也是一种必备能力

对于吉利德来说，其蜕变被称之为画饼大师的胜利并不过分。吉利德的首席执行官Michael Riordan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融资大师。

Michael Riordan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，拥有化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，但其在医药领域却没有太多天赋。

读完博士后，奥丹选择去哈佛读MBA，并在毕业后入职一家风投公司，干起了金融生意。在嗅到基因泰克刮起的Biotech东风后，奥丹果断从风投公司辞职，摇身一变成了吉利德的首席执行官。

加入吉利德后，其金融天赋展露无疑。1988年，吉利德成立不到一年，Michael Riordan便做了一个惊人壮举：试图说服巴菲特入股。

当然，非常遗憾，巴菲特拒绝了Michael Riordan的邀请。不过，就冲这份胆识，其在资本市场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

与大部分biotech一样，吉利德首款药物的面世也耗费近10年时间。但这期间，吉利德无须为资金担忧，因为Michael Riordan的“搞钱”能力一流。

这一点，在吉利德首款药物Vistide上市前后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作为CMV视网膜炎的一种治疗药物，Vistide具备依从性优势：当时市场的主流疗法需要通过手术插入导管，而Vistide是通过静脉注射给药。

Vistide在美国FDA递交上市申请后，Michael Riordan就对外宣称，在美国上市后年收入马上就能达到1.5亿美元。随后，Vistide又申请在欧洲上市。

不管你信不信，华尔街资金当时对这款药物的前景充分认可。1995年、1996年，吉利德先后完成两次定增，总额超过2.5亿美元。

事后来看，Michael Riordan对Vistide的“吹嘘”，显然有点过头了。上市后，Vistide年销售额均不超过1000万美元，甚至很快就在财报中消失了。

不过，Vistide已经不重要。基于Vistide上市节点，吉利德融到了钱，使其拥有并购的资本，也由此拉开“并购大王”的序幕。

断臂可以求生

当然，像吉利德这样，拥有极高融资能力的掌舵者只是少数。对于大部分biotech来说，在首发管线上市之前，资金短缺是极大的困扰。

典型如安进。成立于1980年的安进，可谓在高调中起步。1983年，公司成功地从人类基因组片段中找到了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序列，为公司的首个重磅产品奠定了基础。

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，可以促进骨髓内原始红细胞加速分化，促进有核红细胞加快成熟，可以用于治疗贫血，包括肾衰引起的贫血，以及肿瘤等恶性疾病引起的贫血。

就当时来说，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发现可以说是跨时代产品。当时，治疗贫血的主要方式是输血，不仅供给不够，且存在极大的传染病风险。

也正因此，市场对于安进的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充满期待。1983年，基于临床前的促红细胞生成素，安进完成了上市融资，且牵手日本的酒企协和麒麟，后者为其提供了4450万美元的弹药。

不过，安进的资金消耗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截至1985年3月31日，公司剩余现金为2230万美元。很显然，按照这个烧钱速度，安进扛不了多久。不得已，安进将EPO的非透析贫血适应症的销售权以1000万美元转让给强生。

这笔交易，让安进得到了以时间换空间的机会。后续，随着市场的回暖，安进股价从1985年低点的3.75美元，在1986年初上涨到15.5美元。

面对难得的融资窗口期，安进又以“生长激素”作为交换条件，以15美元的价格成功完成3450万美元的融资。

成功拿到资金，安进得以加速推进EPO的临床进展，推动产品上市，使得公司营收和净利润逐年增加。

最终，安进不需要为资金发愁，在Biopharma的路上，越走越远。

用技术换空间

Biotech要想成为Biopharma，不一定要像安进一样断臂求生。对于部分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而言，用技术换空间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。

再生元、福泰制药等都是这么做的：虽然自己的产品上市时间较晚，但通过研发合作获取收入，仍然维持了公司的运转。

福泰制药通过这一方式成为Biopharma。

1989年，福泰制药在备受瞩目中起步，公司创始人Joshua Boger是默沙东基础化学部门的高级主管，其召集了多名顶尖的化学、药学和免疫学精英。

Joshua Boger目的非常明确，在小分子药物领域，利用技术闯出天地。公司最初的项目，瞄准了免疫抑制剂FK-506。FK-506是一种副作用很强的天然产物。福泰希望合成出一种具有较小毒性的新分子来取代FK-506。

当然，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差距。Joshua Boger的梦想没有成功，这也使得福泰制药走上了卖艺求生的路径。

如上图所示，其通过与大大小小的药企合作，来获得研发资金，并赚取里程碑款。例如，其于1998年与Schering A.G.达成的8800万美元的协议中：首付款高达2800万美金，里程碑为6000万美金。

作为代价，福泰制药只拥有合作药物美国地区的商业化权益，欧洲等地的商业化权益则都归Schering A.G.所有。

也正是基于这一模式，福泰制药转移了药物研发失败的代价，并逐步完成原始积累。最终，公司在罕见病领域大放异彩，如今市值高达925亿美金。

总结

向来，资本市场的情绪，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，很少停留在摆动轨迹的中心点。这对于Biotech的发展来说，提出了极大挑战。

正如过去几年一样，资本市场瞬间由热转冷，让前脚还处于极度乐观扩张状态的Biotech，后脚就陷入资金荒。

这也进一步提醒Biotech，需要时刻保持对资金的渴求、对融资窗口的敏锐。吉利德、安进、福泰制药等企业的成长，很难完全复制，但无不提醒国内Biotech：

在实现自我造血之前，找到正确的搞钱姿势才是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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